一、为什么古代文人大都迷恋江南？

江南安静，温柔，江南人也一样静谧，安详

毋庸置疑江南是美丽的，适合思考的

诗情画意，不同于北方的粗犷

在迁都北京之前，文人比较喜欢南方

迁都后，北方也为文人所青睐

抗战时期南方相对安定江南再度受到重视

其实这个问题与经济社会都有很大的关联

二、为什么唐代文人中举后最想去青楼？

青楼文化的主角有男有女，男的，就唐朝来说，是一些贵族后辈和新进文人，可以说，是一些文人，他们有才学，有理想，更有超出一般人的激情体验和精神世界，而且很但愿把这一切在那些姿容旷世而又善解人意的女性面前吐露出来，以知足自己的成就感。“春风写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女的，她们虽以色事人，但其中相当一部门人有自己的理想和情操，同样也追求精神上的知音。这样一来，男方和女方就从双方的契合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工具。我们所见之唐代文人与妓女之逸事，“性”的内容退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文”的内容却年夜年夜地彰显，无稹也好，杜牧也罢，传世之典故都是与妓者的诗文唱和。

而才子与佳人之间的交往,除了琴棋书画,再就是琼浆佳肴,最后就是鱼水之欢.

要想当个称职的官妓,其实也是很不轻易的,从小就要进修琴棋书画,歌舞诗剑,还要有一手上佳和有特色的厨艺,以便能和客人喝酒唱和. 而唐朝长安最有名最悲切的当数鱼玄机;(待续)

三、古代文人寄情山水归隐田园的的生活智慧

陶渊明先生有《归田园居》五首，前三首极佳，录于下：

其一：

少无适欲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地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是古代最著名的隐士兼田园诗人，但也几乎是隐士中唯一的另类。（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似乎算不得隐士，而应归类为“烈士”。）隐士，隐士，隐逸之“士”也。不做官就是了，衣食自是无忧，不需要下田干活的。有的钓个鱼什么的，也就是做做样子。等到名声大了，和“在朝”的当权者远程唱和，“帮闲”和“帮忙”，收益更是可观，最阔的还号称“山中宰相”呢！陶先生则不然，他虽然“误落尘网”许多年，但做的是镇军参军、彭泽令之类的小官，并未显达，也没什么“收成”。所以陶之归隐，确乎是由“劳心者”变为“劳力者”，并非回乡高乐去了。当然，对于陶先生是“小地主”，还是“富农”的问题，是有争论的，鲁迅先生就指出，陶先生拥有奴仆。但放着“处级干部”不干，亲身“躬耕田里”，“性本爱丘山”，喜欢田园生活是重要的原因，但“少无适欲韵”，厌恶“樊笼”一般的官场生活则是更重要的原因。彭泽岂无“丘山”？时时“下乡考察”，还有乡长、村长陪着，酒啊，肉啊，自然都是足的，“村村都有丈母娘”，也不奇怪，这种“田园”，不是比自己种田的田园更佳？

所谓田园生活，如果不涉及劳作，确乎令人神往。现在的“小资”，最喜欢“采摘”和“农家乐”，一有空就开着车往郊区跑。就是古代的统治者，声色犬马腻了，也是喜欢“大自然”的。《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也修了座“稻香村”，圆明园四十景，不是也有“武陵春色、多稼如云、北远山村、坐石临流”等名目吗？可如果再来个“上山下乡”，谁也不会去的。苏东坡最爱陶诗，但并不解渊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固然不错，但“开荒南野际”、“种豆南山下”之类，苏轼是绝不肯力行的。东坡也就是个“叶公”而已。

陶渊明先生品格高洁，那是没的说，诗文也称上佳，可无论是经营“农场”，还是亲自干庄稼活儿，都是外行。所以刚归隐的时候，生活还不错，之后又是家宅着火，又是灾荒，又是战乱，再加上家里人口多，胃口好得“如狼似虎“的儿子就有五个，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写《归田园居》时，是在刚归隐后不久，日子还过得去，但陶先生心里，已有隐忧。“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明显是庄稼侍弄得很差，干活也很笨拙，就差写满手血泡了。“桑麻日已长，我地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前人多以为，是先生忧虑守不住气节，仍要回归“官场”。余以为不然，陶先生忧虑的，就是“劳而无功”，将不免于饥寒啊。后来果真是饭也吃不上，酒也喝不上，有好朋友来看他，留下些钱，他马上把钱存在酒肆里，以便随时取饮。不要责怪陶先生枉顾家人吧，我疑心此时，他已经有明显的“酒精依赖”了。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宋的大将兼权臣檀道济来访，说：“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劝他出仕，他不答应，送他“粱肉”，他也拒绝。不出山也就罢了，“粱肉”何必拒绝呢？要知道，此时的陶先生，名声已经很大了，属于“隐士”中的“院士”。如果接受了“粱肉”，虽不必去做官，“吹喇叭”，“抬轿子”的事，是免不了的，“粱肉”就是“劳务费”，岂能接受！再说小地主和自耕农都不免于饥寒，檀道济还吹什么“文明之世”，陶先生能给他好脸色吗？所以说，“守节”这回事，陶先生是没什么问题的。

“谁能饥不食？谁能思不歌？”《归田园居》之第一首，讲的是田园之乐，等到生活困顿，诗文的色调，难免也黯淡了一些。如《乞食》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尴尬就别说了。可等到邻人热情接济，陶先生的喜悦也是溢于言表：“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就连陶先生临终前写的《拟挽歌辞》，竟也调侃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从心灵层面上说，陶先生之“守节”，不是“苦守”，而是“守”得很达观，很平易的。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此亦陶渊明之谓也。谥其为“靖节”，宜哉！

（其好友认为陶渊明是为东晋“守节”，故私谥之为“靖节徵士”，皆不知其是为自己“守节”，不干东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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