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文人四友”指____？
1琴、棋、书,画 (不确定)
2《史记》西汉司马迁 《汉书》东汉班固 《后汉书》南宋范晔 《三国志》晋朝陈寿
3法国莫泊桑和俄罗斯的契诃夫、美国的欧·亨利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
4江姐——《红岩》 林道静—— 《青春之歌》 关羽——《三国演义》 林冲——《水浒传》 赵玉林——《暴风骤雨》
5化干戈为玉帛——干戈:指打仗;玉帛:玉器和丝织品,指和好。比喻使战争转变为和平。
6:牛郎织女传说、孟姜女寻夫传说、祝英台与梁山伯传说、白蛇与许仙传说(此项为标答)
二、文人怎样在山水文学中表达其隐逸思想？
山水田园诗起自晋宋之间。陶渊明为田园诗之祖，谢灵运为山水诗之祖。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即与陶谢一脉相承：在艺术上，他们能综合陶谢所长，融陶诗浑成与谢诗工巧于一炉，不仅模山容，范水态，而且力求表现山水的个性；不仅表现山水个性，而且力求表象与意象的合一、内情与外景的交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们大大提高了对山水田园的审美能力，把山水田园诗推向高峰。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这一概念有特定的内涵：首先，顾名思义，它形成与活动于盛唐时期。明乎此，前代的陶、谢与后代的韦、柳等山水田园诗人当不在其列。其次，它从一开始便同隐逸之风联系在一起，其成员多以五言的体式，借歌咏山水田园风光，表现隐逸意趣，抒发闲适情调，诗风清新淡雅。明乎此，我们也就不会把同处于盛唐时期，并且也写过山水田园诗的高、岑、李、杜划归这一流派了。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产生当然不是偶然的。隐逸风气盛行，庄园经济的发展，佛老思想的广为传播，分别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和思想原因。其中，隐逸风气的盛行尤为一大关键——在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的开、天盛世，既有视隐逸为“终南捷径”者，也有借隐逸以遁离现实者。他们都寄情于山水、栖心于田园，使山水田园成为自己的主要审美对象。于是，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也就盛乎一时了。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除了王维、孟浩然之外，还包括储光羲、常建、祖咏、刘春虚、裴迪、卢象、丘为等人。但其中最能代表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创作成就和卓异风貌的，当推王、孟二人。
王、孟历来齐名并称。审视他们的生活道路，堪称“殊途同归”：在经历了各自的艰难跋涉后，他们都把“山水田园”当作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渴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寄托自己疲惫的身心。于是，在长期的隐逸生活中，他们成为自然美的寻求者、发现者、欣赏者、表现者，并进而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
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王、孟都在诗中描绘并展示了一个清淡的世界。构成这个清淡世界的主要经纬有两根：一是田园之乐，一是山水之美。前者往往更多融入了闲适的隐逸意趣，后者则往往更多地融入孤高的志士情怀。但这只是就其大较而言，细加寻绎，王、孟则又各具灵光：
首先从内容看，孟诗的题材较王维的更为集中。王诗既有寄情山水田园之作，自抒理想抱负之作，也有讴歌边塞将士之作，如《陇西行》、《从军行》等；也有揭露社会现实之作，以及倾诉妇女怨情之作，如《洛阳女儿行》、《西施咏》等。而孟诗除了表现田园之乐、山水之美外，便是抒写自己的出仕之念和失志之痛。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王的生活阅历较为丰富：他后期固然消极隐退，前期却热衷政治，奋发有为，既曾居朝为官，也曾出塞问边；而孟却以隐逸终世，尽管他并不甘心终身隐沦。苏轼曾评论说：“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酒乎，而无材料耳。”如果将“才短”的“才”理解为“题材”的“材”话，倒是深中肯綮。
从科举制度说起，古代文人不例外去考科举追求功名，脱离农田奔发达，他们中很多从此走上作官道路．但是诗人本性大都是浪漫率直，天真，官场不适合他们，于是他们中有人辞官回老家，有人得罪上司被贬到小乡村，统称为回归田园，在小乡村，他们饮酒对诗，表达自己对于官场的厌倦和生活的闲适。其实有些人不是愿意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只是无奈而已．但也有宁静致远的隐士，从山水田园中回归自我。
文人都有一种傲气，当这种傲气碰到现实中五斗米的时候，通常就弯不下腰，就找了一个精神寄托，而山水田园就是唯一的最好的选择
三、苏州盆花的发展历史
苏州园林，名扬中外。这不仅因为苏州现今保存的古园为数众多，更是由于这里造园的历史极其悠久。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苏州最早见诸史籍的园林，出现在春秋吴国营建阖闾大城之前，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自此之后，造园活动几乎一直绵延而不绝。尤其是在唐宋之后，历代都有许多文人、官宦因向往这里的山水秀丽、物产丰富、经济繁荣而到此定居，从而带动了当地园林建设的发展。时至明清，不仅“吴中豪富，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隐洞，凿峭嵌空为绝妙”，就是“闾阎下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黄省曾《吴风录》)在如此普遍的造园之风的影响下，不仅当地园林数量激增，同时也促使造园艺术日臻完美。有人以“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来赞美苏州的园林艺术(陈从周《清雅风范——苏州园林鉴赏》)，实非过誉之词。
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园林的生成与发展，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和文化环境。从我国古代园林发展的历史看，凡造园活动兴盛的地方，一般都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物质基础及深厚的文化渊源。而这在苏州的社会演进中，始终未曾或缺。苏州自春秋吴国在此筑城建都，于城市选址合理、规划适宜，加之以后的社会发展进程未受到大规模战乱的影响而衰落或移址重建，故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城市位置和格局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又使经济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在这样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园林发展具备了稳定和坚实的基础。从有关的史志统计，自春秋吴国营建宫苑以来，著名的苑园可以千数，而且广泛分布在吴地城乡，至于仅凿一池、点数峰、莳栽几株花木的府宅小院，更是多不胜数。正是这千百年来极其普遍的造园实践，才使苏州的园林艺术趋于成熟。因此，回顾一下苏州园林发展的历史，对于加深理解苏州古典园林艺术，会带来一定的帮助。
一、东吴大地的史前文明
园林的出现和发展，与经济和文化的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苏州的历史演变看，此地的文明起源极早。虽然见诸史料的吴地历史，开始于商朝末年，但近******古的成就，却为我们述说：早在一万多年前的上古时期，这里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而且在当地居民几千年的不懈努力之下，造就出了文明程度极其发达的史前文化。之后苏州的发展，尽管并不完全承袭这一上古文明，但造就了上古文明的自然环境，同样孕育了后来的苏州经济和文化。因此，在叙述苏州园林发展历史之前，也需对此作一扼要的介绍。 数亿年前，我国东部的长江下游一带，曾是一片荒凉沉寂的华夏古陆。到一亿五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时期，地壳的断裂、褶皱以及岩浆的喷涌，造成了苏州西部无数的山峦。到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地壳缓慢下沉，形成海湾与群岛。随着长江日复一日地夹带着大量的泥砂在此沉积，逐渐将海湾围截成众多的湖泊和洼地，形成了最初的太湖及周边大片的冲积平原。由于这里地处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
考古学的成就告诉我们，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太湖中的三山岛上就有了人类活动。到距今7000年前后，当地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最初的1000余年间，因气候暖湿、海平面相对稳定，使这里的“马家浜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水稻的种植、家畜的驯养，也自此开始。定居生活促进了建筑的发展，当地出现了以矩形平面为主、间有圆形平面的住宅，墙中用木柱，外包泥墙，并经烧烤硬化，以提高其防雨的性能。许多木构件已普遍采用榫卯技术。屋顶由芦苇、竹席和草束构成。此外，还有不少防潮、排水措施，以适应南方水乡环境。大约从距今6000年起，气候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海平面也时有波动。特别是距今5400年前后的低温期形成的大片湿地，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从而使继“马家浜文化”之后“崧泽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距今5200年以后的千余年间，自然条件再度好转，这里的居民创造出了文明程度非常高的“良渚文化”，成为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鼎盛时期。此时不仅生产力水平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宗法礼仪制度也已经完备。当时遗留的墓葬中，让后人看到了十分丰富的随葬器物，大量出土的随葬玉器，反映了当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制玉水平，而死者多寡不一的殉葬品，则说明社会等级区分也极其明确、严格。然而“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却突然中断了。有人推测，这是由于自然环境突变所致。当时气候变冷，发生了空前的大洪水，致使太湖平原水位抬升，淹没了低地，几乎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了灭顶之灾。于是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他方，其中的主流文化融入了中原华夏文明的大潮之中。
在距今3700年前后，洪水终于退却，气候也随之好转，远出避难的人们逐渐返回了远离的家园。虽然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受此灾变，而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但回归的居民却带回了周边甚至中原地区的诸多文化因素，形成了当地的“马桥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l世纪，北方周族人的一支，南下太湖流域，与当地的居民结合，共同整治水系，恢复生产，建立国家，这就开始了记载中的吴国的历史。从殷商晚期到春秋中叶的数百年间，吴国尚未完全从洪水造成的灾难中摆脱出来，因此，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许多诸侯国家，以致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僻处于长江下游默默无闻的蛮夷小国而已。
二、壮丽宏伟的吴国宫苑
按史书记载，吴国形成于殷商末年。当时居住在我国西北的周族，在其首领太王古公室父的领导下，已日渐壮大。古公之子泰伯、仲雍，为让他们的侄儿昌(后来的周文王)能顺利继承周族的统治权，便离开中原，结伴南下，到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一起建立了部族国家，号称“勾吴”，并在今天的无锡梅里，筑城作为都邑。经5世在周章时，周族武王终于覆亡了商朝，在中原建立了姬姓周王朝。因怀念泰伯、仲雍的让国之义，封周章为“吴伯”。此后又经历了15代的传承和发展，到寿梦时(公元前585一公元前560年在位)，国势逐渐强大，自称为“吴王”，并开始出访北国及荆楚，密切了与各诸侯国间政治和文化的交往，正式步入春秋诸侯争雄的行列。又四传至阖闾时(公元前514一公元前495年在位)，吴国已进人了鼎盛时期。为能争霸中原，需要有一座与强国地位相适应的宏伟都城，而旧有的梅里，因“城郭卑隘，朝市粗立”，难以进一步发展，于是阖闾听取了伍子胥“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建议，决定迁都，选址在姑苏山东南相，即今苏州城的位置，兴建起了一座规模宏伟的阖闾大城，奠定了之后苏州城的基础。在以后的2500余年间，这里就成了太湖流域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我国滥觞时期的苑园，还只是一种农、牧业生产的设施，它的出现应在由游牧向定居转化之后。而吴地居民农耕生产的形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初期，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证史料，故难以断定当时是否也已有了类似于苑园的生产设施。随着社会的发展，苑园也逐步由生产设施向游娱场所转变，甚至与宫殿一样成了强国地位的象征，所以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竞相以“美宫室”、“广苑囿”来夸示。而此时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逐渐发展，已使春秋后期的吴国，具备了与中原诸侯相抗衡的强盛国力，于是游娱性的苑囿也开始在太湖平原出现。
苏州园林的起源，较阖闾城的出现更早。如今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唐人陆广微在《吴地记》中所载的吴王寿梦的“夏驾湖”。据后人考证；“夏驾湖”位于今天苏州城内吴趋坊一带。当年寿梦为盛夏避暑纳凉，在此“凿湖池，置苑囿”，故名“夏驾湖”。到阖闾建城，“夏驾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增筑改建，成为阖闾、夫差两代君王的游乐之所。吴国覆亡之后，此苑被废弃而荒芜。到宋朝，湖已基本不存，仅在西城根下留有一部分，与外壕相联，当地百姓在其中植栽菱荷，其菱味甜美，称“夏驾湖菱”。宋人杨备有《夏驾湖》诗云：“湖面波光鉴影开，绿荷红菱绕楼台。可怜风物还依旧，曾见吴王六马来。”大约到清代初年，夏驾湖完全湮为平地。
春秋吴国最负盛名的宫苑，是位于吴城西南30里灵岩山上的“馆娃宫”。据说吴越由于疆界相接，长期以来时有小争，但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征战。阖闯五年(公元前510年)，吴王借口越国不随其伐楚，而大举进攻越国，破携李城(今浙江嘉兴附近)，自此吴越结下冤仇。阖闾十年(公元前504年)，越国乘吴王率兵攻楚，并与之相持之际，从其后方掩袭吴地。在背腹受敌的情况下，吴王大败而归。阖闾十九年(公元前495年)，吴国大举伐越。由于轻敌，吴为越所败，阖闾也因此受伤而亡。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为报父仇，夫差亲自率兵攻打越国，大败越军于夫椒(在太湖中)，越王勾践仅领残部5000逃归国都会稽。吴国原想乘胜一举灭亡越国。在此危急时刻，越国臣僚提出了忍辱图存的策略，由越国大夫文钟前往吴国，厚贿吴宰相伯豁，说以利害，终于在伯豁的帮助下，说动吴王同意接受越国的投降，让越王勾践率妻子到吴国为奴。在吴3年，勾践极尽谦卑恭顺之能事，终于得到了吴王的怜悯和宽恕。又用文钟兴越灭吴的计策，献美女以惑乱吴王。馆娃宫就是夫差为越国美女西施而建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宫苑。
馆娃宫高踞灵岩山巅，殿阁巍然，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等，皆“铜沟玉槛，饰以珠玉”。又“置春宵宫，为长夜之饮”。宫殿之侧为花园，山顶凿有三池。一为“玩花池”，相传是夫差为西施赏荷而凿，池内植四色莲花，夏日怒放，清香四溢。吴王与西施常在此清暑赏景，采莲取乐。另一是“玩月池”，据称西施喜临水照影，所以吴王为其凿池欣赏月色，游兴高时，还常手遮月影，戏言是“水中捞月”。后人以为是吴亡国之谶，故有诗云：“强说玩花还玩月，个中已幻沼吴谋”又云：“涓涓井中月，照破千秋梦。”再一日“砚池”，传说是古人采石制砚所留，吴王稍加修饰而成，灵岩山也因此又称“砚石山”。事实上，我国在春秋时期尚未使用纸墨、砚台，这当为后人讹传。在玩花池和玩月池之间有两口井，圆形的“日池’’和八角形的“月池”，“圆以象天，八角象地。”(《百城烟水》)后来人们将其更名为“吴王井”和“智积井”。方志载：明代淘井时，曾发现玉钗，上刻“敕”字，证明此井确为当年馆娃宫的宫井之一。陈子贞有诗云：“曾开鉴影照宫娃。玉手牵丝带露华。今日空山人自汲，一瓶寒供佛前花。”(《吴王井》)灵岩山顶还有“琴台”，是西施操琴之处。梁简文帝《登琴台》诗称：“芜阶践昔径，复想鸣琴游。音容万春罢，高名千载留。弱枝生古树，旧石染新流。由来递相叹，逝川终不收。”宋以前，琴台下有大偃松，身卧于地，两头崛起，交荫如盖，不见根之所自出，当地人以为奇赏。琴台下有响屐廊曲折而东。《古今记》载：“吴王夫差以椒楠建廊而虚其下，令西施及官人步屦绕之，则跫然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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